《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马克昌乱世求学秀于时

1926年8月12日,马克昌先生出生在河南省西华县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马宪乾,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母亲郭熏桃,出身中医世家,温良贤淑。一家人和和美美,共享天伦之乐。可惜天道忌满,马克昌先生7岁那年,父亲不幸染病,几经调治不见好转,竞英年早逝,年幼的马克昌早早地体会到了丧父之痛。

1932年,马克昌进入西华红花集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934年8月转学至教会学校福音堂小学。1936年8月,再转学到县立第一完全小学继续读完小学课程。1938年6月,几经周折总算完成了他的小学启蒙教育。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犯中原。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南下,国民政府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正值汛期的黄河水向东南方向一泻千里,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河南、安徽、江苏受灾面积共达29000平方公里,390余万人背井离乡,最终形成了跨越豫皖苏3省44个县市的黄泛区,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巨大灾难。

少年马克昌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曾经养育他的可爱家乡变成了可怕的黄泛区,那一年他才12岁,一望无际的滚滚黄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苫记忆。他家的房子位置比较高,虽然侥幸没有被全部冲毁,但大部分房子都倒塌毁损了,只有3间比较高的房子算是幸存了下来,马克昌一家虽说还有个安身之处,但却失去了生活来源。正是由于“花园口决堤”带来的灭顶之灾,1938年7月一直到1939年2月,马克昌失学在家,靠变卖家里值钱的物品、亲友接济艰难度日。年少的马克昌也就在这战乱与灾祸之中开始了他艰难的求学之路。

1939年3月,马克昌在舅舅的资助下到西华县逍遥镇县立联合中学读初中。当时全县仅此一所初级中学,学校设在沙河岸边的一所摇摇欲坠的破庙里,条件十分简陋。但马克昌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十分刻苦努力,学习成绩非常好,门门优秀。1941年7月,马克昌终于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

1941年9月,马克昌从同学处得知周口联合中学正在招生。于是他跟家里人商量,在母亲与亲友的支持下,毅然报名参加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顺利考进周口联合中学读高中。周口联合中学是河南省豫东游击区教育专员办事处主办的学校,大部分教师是北京大学甚至国外留洋回来的高材生,还有一部老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文科理科教师的配置都较为全面。学校当时位于关帝庙的后院,校内松柏掩映、也算幽静。当时男女生不同班,女生班仅十几个学生,男生班也只有3个学生。学校原本用国外原版的教材,但是受抗战的影响,只能自己油印教材,由任课教师自编内容,学生用蜡纸刻写成底版,再油印制成活页。作业本则是土制的粗纸。没有自来水笔,学生一般只购买笔尖,然后绑在笔杆或木棍上使用。联中所在地常有敌机来袭,往往是警报未响而敌机已到,甚至一日数次。处境如此艰难,联中教师仍坚持上课、批改作业,认真负责。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同学背负国仇家恨刻苦学习,许多学生夜晚还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其中也有马克昌的身影。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周口联中功底扎实、思想进步的老师们给少年马克昌以巨大影响。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想,可以说,战乱中周口联中的求学经历为以后马克昌一生的法律求索之路奠定了坚实厚重的文化基础。

后来成为马克昌的岳父的曹俊亭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当时就是周口联中的教务主任兼数学老师。他十分欣赏马克昌的才学与人品。他的女儿曹智慧当时也在联中读书,由于男女不同班,他们只是彼此认识,并无太多接触。但从那时起,情窦初开的少年马克昌对聪慧美丽的曹智慧已暗自心仪。

1944年春,日寇打通了平汉线,学校也被迫解散。幸运的是,马克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已经完成了3年的高中学业。1944年6月至1945年间,由于时局不稳,求学无门,生活无着,为了维持生计,马克昌跟着亲友在红花集、逍遥镇一带做小生意诸如买卖纸烟、烟土等养家糊口,饱尝生活的艰辛。

1945年9月起,马克昌应邀到项城县项城石楼中心国民小学当语文教员兼教务主任。半年后又回母校西华县逍遥镇县立联合中学教授语文。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研读相关书籍,希望能考入大学继续深造。当他在《民国日报》上看到各大学陆续招生的消息,便于1946年2月至7月间,选报了武汉大学法律系、河南大学法律系、西北师范学院文史系三所大学。这期间他辞去了教职,分别前往武汉、开封、兰州参加了招生考试。直到晚年,马克昌还清楚地记得武汉大学1946年的入学考试题,作文考题是《守身如玉说》,地理科考题是默写世界各独立国家及其首都,外语考的是英语。

等待录取发榜期间,马克昌在开封找到了一份《民国日报》社校对的临时差事。不久,马克昌在《民国日报》上看到自己被河南大学法律系录取。1946年9月,马克昌背着行囊,来到了位于古城开封的河南大学开始他的大学求学之路。他在河南大学就读约3周时间。1946年10月的一天,已经在河南大学法律系就读的马克昌在《民国日报》上看到自己居然又分别被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录取,自然是激动不已。

抗战期间,武汉大学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并称全国高校四强,声誉卓著,法律系更是名家辈出、声名远播;当时《民国日报》上刊登的武汉大学招生简章上还介绍,法律系司法组由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委托主办,既免学费,又有生活补贴,毕业以后有机会被安排到法院等单位工作,这对家境贫寒的马克昌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马克昌离开了河南大学,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前往武汉大学的漫漫求学路。

1946年11月,马克昌如愿进入武汉大学法律系司法组,成为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汉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当时,法律系招收学生约140人。全班民主选举班代表(班长)时,由于大家互不认识,选票非常分散。马克昌当时得了5票,但已是全年级得票最多的,就这样他当选为班代表。

在大学期同,马克昌广泛涉猎文史哲,他饱览《雷雨》《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文学名著。大学一年级时课程较少,主要是各个学科的基础课、大学语文课和体育课。据他回忆:“那时用的教科书跟现在也不一样,比如经济学概论,会详细介绍经济学的各个学派,让我们了解学科的整体情况,非常有用。哲学概论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二年级后,马克昌开始学习法律专业课,他晚年还清楚地记得本科时学习的课程有民法总论、债法、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宪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行政法和商法的四门课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海商法。南京国民政府末期,“六法全书”已较为完备,马克昌有幸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届系统学习了“六法”的大学生,这为他以后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由于身在司法组,马克昌还修完了“司法实务”这门课。马克昌的任意选修课选修了中文系的音韵学课,他常和同学们聚集在学校附近杨家湾的茶馆里吟诗作对,探讨合辙押韵。由于日本法对近代中国立法的巨大影响,当时图书馆及资料室的法律书籍绝大部分是日文的,所以马克昌在大学一年级时除了必修课英语,还自己选修了日语,大约一年后他就能熟练地阅读日文书籍。

当时的武汉大学法学院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这种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青年学子影响很大。据马克昌生前回忆:“当时法律系的主任是燕树棠老先生,后来韩德培老师来武大担任法律系主任,燕老先生则赴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系9位大法官之一,但他仍兼任武大法律系教授。”大学期间,马克昌尽情地遨游在法学知识的海洋里。对国际法、国内法的民法、刑法等都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最后醉心于法学,并选择刑法学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与蒋思道教授有很大关系。蒋思道教授1930年起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法律学系教授。他负责讲授马克昌所所在司法班的刑法学课程。蒋教授讲课生动风趣,很吸引学生,常以嬉笑谩骂对国民党当局加以讽刺。正是由于蒋思道教授的影响,马克昌逐渐对刑法学情有独钟。

在刻苦学习的同时,马克昌也积极参加校内外的一切进步活动。1946年12月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发生后,马克昌走在武汉大学1300余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中,直奔汉口天津路的美国领事馆强烈抗议。1947年5月22日,马克昌随武汉大学1700余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发生后,马克昌作为法律系班代表,在惨案发生后负责组织、联系同学,一起制作花圈,并参加了迎灵、入殡、追悼会、出殡等活动。在校期间,马克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1948年大学时期

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马克昌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克昌从同乡那里得到高中同学曹智慧的通信地址,便开始给心仪已久的曹智慧写信。因为读高中时马克昌学习勤奋刻苦,为人质朴善良,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自然也得到了曹智慧的认可,因此马克昌、曹智慧开始了鸿雁传书,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很快坠入了爱河。1947年夏,他们二人在曹智慧开明的父母的支持下定下婚事并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1948年9月,有情人终成眷属,马克昌与曹智慧在鸡公山一位亲戚家的别墅里举行了婚礼,从此开始了两人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马克昌刚好读完大学三年级。6月,解放军武汉军管会接管武汉大学,法律系学生开始学习解放区的政策法令。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都被取消了,全国仅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汉大学不仅保留了法律系,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与马克昌同班的同学约140人中,有很多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学校。到1950年马克昌毕业时,全班原本约140名同学只剩下29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法科的第一届毕业生。

由于品学兼优,马克昌深得法律系主任韩德培先生的赏识,毕业时留校任教,成为法律系年轻的法学教师。同年,马克昌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带薪学习,每月工资18元。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届研究生,马克昌选择了刑法学专业。刑法班的研究生不到10人,这个班里走出来的著名刑法学者还有王作富先生等。马克昌师从前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的刑法理论。第二年,高铭暄也进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与马克昌同门学习刑法。高铭暄先生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俩从此建立了长达60多年的学术友情。”

1950年代初,马克昌(前排左)和好友摄于武汉大学校园。后排左起:法理学张泉林、著名经济学家懂辅礽、郭吴欣

195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留影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开设的基础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研读《资本论》全书)、马列主义基础、国家与法的基础(马列主义法律观)、中国革命史、俄语等,专业课则是苏联刑法。人大研究生班与本科班不一样。学习生活主要靠学生自律。专业课也很少讲课,主要靠学生自学。每个教学单元都会指定很多阅读书目。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两年间,马克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学习俄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览室度过的。他通常很早就去排队,找自己常坐的座位学习,晚上往往是快熄灯了,阅览室要关门了才离开。研究生学习期间,马克昌很少出去游玩,只和同学去过一次颐和园。两年课程修完时,马克昌的成绩全部是“优”。也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两年学习中、马克昌下大力气学习并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能阅读、翻译俄文研究资料与论文。1956年前后他曾翻译了6篇俄语刑法论文。

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马克昌登上珞珈法学讲坛,为本科生讲授《刑法学》和《中国革命史》,听者云集,受到热烈欢迎。在教学之余,马克昌十分关注法学研究前沿动态。1956年6月,经过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后,马克昌撰写了《如何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一文,发表在《法学》1957年第1期,就如何解决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即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怎样才具有因果关系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文章广征博引,论证严密,在学术氛围不浓的20世纪50年代,这篇论文属于具有学术含量的论文之一,在当时的法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该文虽是马克昌初出茅庐之作,但起点很高。如果没有此后的政治动乱,我们可以想见马克昌教授在此后一二十年所能够达到的学术高度。但这一切,都因1957年的反右斗争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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